（记者 李攀）在现代社会治理结构中，最接地气、最直面群众的行政单元在乡镇、街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如何让这块基石稳如泰山?省委十三届七次全会提出，要全面提高乡镇(街道)调控力，真正把乡镇(街道)这个龙头挺起来。

日前，一场覆盖宁波全市153个乡镇(街道)的行政体制改革正式拉开大幕。启动此番改革，宁波有望激活基层治理的“因子”，使政府职能定位更清晰、组织架构更科学、人员调配更合理。

从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推行“大办制”

基层行政体制改革，就像一台复杂的手术，“手术刀”落下前，首先要清楚病灶在哪里。

近年来，上海、广州等尝试基层行政体制改革的地方都在一团乱麻中努力寻找“线头”。同样，在启动此次改革前，宁波用了将近1年时间对153个乡镇(街道)进行了一次“体检”。

宁波市编办主任李浙闽告诉记者，在前期的“体检”中，他们发现乡镇(街道)内设机构普遍存在着与上级部门简单对应、科室划分过细、职能重复交叉等问题，机构设置无法兼顾地区差异、产业特色，人员配置不合理。

“近些年，宁波的城市化进程速度非常快，有的乡镇、街道成长得很‘强壮’，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实力甚至不逊于一般小城市，农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比重越来越小，但这些乡镇、街道依然千篇一律地设置了农办，工作任务不够饱满。又比如，有的地处山区的乡镇，工业基础本就薄弱，也没有发展空间，却还是设置了工贸办，挤占了相当的人力物力，造成行政资源浪费。”李浙闽认为，要让基层政权高效运转，首先得对机构设置进行重新梳理。

如何梳理?宁波此次改革想出的“药方”是，改变乡镇(街道)的分类标准，将各乡镇(街道)重新归类，再根据各自实际设置机构。

据了解，过去20年来，宁波一直沿用以常住人口、土地面积为主要依据的乡镇(街道)分类标准，进而确定相应的组织架构、人员配备。“这样的分类标准已明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李浙闽表示。

记者翻看了日前由宁波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的《深化乡镇(街道)行政体制改革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改革意见》)发现，改革后，宁波将以常住人口、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经营户数、土地面积的综合分类指标，依据测算后确定的权数，把该市153个乡镇(街道)分为一般、较大和特大三类。

今后，宁波市不同类型的乡镇(街道)将内设统一的5至6个机构:党政办公室、综合指挥室、发展服务办公室、综合治理办公室、社会事务管理办公室以及财政管理办公室。“通过内设机构调整，将职能有交叉重复、划分过细、甚至弱化的机构融合到一起，人员打通使用。比如工贸办、农办承担的都是经济发展职能，这些都可以归并到发展服务办公室，实现‘大办制’。”李浙闽表示。

此外，根据不同分类，乡镇(街道)还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自行设置其他1至3个内设机构，体现因地制宜的改革精神。例如，宁海县桑洲镇党委副书记叶亦健就在筹划一个特色机构:旅游办。这个几乎没有工业企业的乡镇，打算突出自己的旅游特色谋发展，最终让群众受益。

扁平化管理

给基层更多指挥权

记者注意到，宁波此次基层改革“标配”的内设机构中出现了一个新名词:综合指挥室。

在鄞州区东吴镇党委副书记胡文吉看来，设置综合指挥室对基层治理而言不亚于一场及时雨。“开展工作不能没有脚，乡镇、街道就是落脚点。”胡文吉觉得，“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说法并不夸张，在“条块结合、属地管理”的模式下，来自条线的大量事务和职责落到乡镇(街道)，而基层在社会治理上可供调配的资源却显得捉襟见肘。

有着同样感受的，还有鄞州区潘火街道党工委委员李唯。位于鄞州与江东两区交界的潘火街道是成立仅4年的街道“新秀”，公共管理专业毕业的李唯，初到此地，热情满满，但又不知从何着手。以最常见的摊贩治理为例，乡镇(街道)要想进行整治，需要和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合行动，但这些部门并非乡镇(街道)的直属机构，乡镇(街道)对它们无考核督办权和人事建议权，有的部门还对乡镇(街道)握有一定的行政资源分配权。“指挥权”不在手中，兄弟部门是否及时配合、接受调动，更多的时候得看别人“脸色”。

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目前这种垂直管理模式带来的弊端与群众日益多元化的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宁波此次改革大棋，“先手”就落在设置综合指挥室上。

综合指挥室如何帮助解决这一难题?请跟随记者，看看镇海区庄市街道的例子。

走进庄市街道的综合指挥室，仿佛走进了一个110指挥中心，一块巨大的液晶屏上实时滚动播报着群众在就业、就医、就学、环保、社会保障、司法救助等方面的各类民生诉求。

8月1日上午9时，勤勇村发现一家沙场漏排油污，影响村民生活;中午12时，街道协调环保、城管等部门抵达现场处理;下午3时，河道油污清理完毕……

问题为何能如此迅速地得到解决?庄市街道党工委书记陈齐权介绍，指挥室集合了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综合治理、便民惠民、党群服务等几大功能于一身，“网格员、群众和基层社会服务管理信息系统监控反映的问题，由指挥室统一调配力量解决，职能部门派出机构也要听指令执行。简单的问题街道层面就能解决，复杂的问题则由街道和上级部门协调、流转、督办。”

“扁平化管理后，基层有了指挥权，为群众办事底气和信心更足了。”陈齐权说。今年1至7月，该指挥室共解决民生问题9251个。

为让指挥室发出的指令更“给力”，《改革意见》特别提出要赋予乡镇(街道)更多权力:规划参与权和城市管理、人口管理、社会管理、民生保障等区域性、综合性工作综合管理权、对职能部门派出机构的人事考核权、对区域内事关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和重大项目的参与权。

同时，围绕乡镇(街道)普遍存在的职责不清和权责不一的问题，《改革意见》也给出了相应的解答，如建立职能部门职责下沉乡镇(街道)的准入机制，对确需乡镇(街道)承担的新增事项，须由县(市、区)党委政府严格审核把关，并做到权随事转、人随事转、费随事转，让基层腾出手，把重心移到社会治理上来。

敢啃“硬骨头”

改革配套同步完善

基层有职有权有物后，能否实现加强社会治理的目标，以回应群众期待?

不少基层干部坦言，改革中仍有不少“硬骨头”。

例如，在权力下放的过程中，根据财权和事权相匹配的原则，实现人权、事权和财权的均衡下放，需要综合性的政策设计，突破现有放权过程中的体制机制“瓶颈”。此外，打破原先以部门为主导的条块分割模式，也是当前乡镇(街道)改革的关键一环，需要下定决心去破解一些相关利益固化的问题。

值得欣喜的是，在此次改革前后，宁波顺势启动多项“放管服”层面的配套举措。目前，宁波市公共服务事项正式上线浙江政务服务网，“宁波公共服务”微信公众平台正式启用，1603项公共服务事项面向群众公布，下一步将向乡镇(街道)延伸后实现全覆盖;旨在提升基层综合监管水平的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正在该市“一盘棋”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