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中央档案馆里珍藏的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几枚盖有“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字样的印章分外醒目。这是目前已知保存至今唯一一份首部党章的原件，如此重要的文件上为何会盖有私人的印章？这个“人亚同志”究竟是谁呢？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渡过长江。半年之后，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浙江宁波一个偏远的海边小镇，也在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内心掀起了波澜。

这位老人名叫张爵谦，20多年前，他的儿子张人亚从上海回到宁波霞浦老家，与他匆匆一别之后就再无音讯。老人知道儿子是个共产党员，干的是秘密工作，可现在全国都解放了，儿子总该回家报个信吧。

张人亚的侄子 张时才：我祖父已经80岁了，本来好像是硬撑着的，一定要撑到解放，一到解放他就病倒了，他还想着他儿子。他就问我，他说：你们找二伯父到底找的怎么样了？

张人亚，原名“张静泉”，1898年出生于浙江宁波霞浦镇。由于家境贫寒，张人亚初中还没毕业就辍学来到上海的一家金店当学徒工。随着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工人出身的张人亚开始接触到进步思想。1922年4月，张人亚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正式开启了他的革命生涯。1922年11月，张人亚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3月，张人亚奉调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深造。仅仅过了一年，国内发生“五卅惨案”，革命形势急转变化，组织上想到了正在苏联学习的张人亚。

上海市档案馆研究员 马长林：当时缺干部啊，党组织就把张人亚及时地派到上海，因为他本身就是从上海出来的，情况比较熟悉，又搞过工人运动。

在一段苏联记者拍摄于90多年前的珍贵影片中，这位慷慨激昂的年轻人就是共产党员张人亚。此时，他刚刚奉命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投入工人运动。

让我们把时光拨回到1951年，张人亚的父亲张爵谦发动家人经过两年的寻找：登报纸、写材料、通过组织关系去找……什么办法都用尽了，但却始终找不到张人亚的下落。

张人亚的侄子 张时才：他叫我继续找，在我认为已经找不到的情况下。他睡在床上已经病倒了。我只好安慰他，我说我们继续找。我不能告诉他已经找不到了，我不敢讲这个话。我也掉泪，我感觉到很悲伤，因为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样去世的，他如果是牺牲了，我不会哭的，不知道他是怎么去世的。

疾病的折磨让张爵谦老人觉得自己已经时日无多了，那个在心里坚守了多年的秘密，到了必须揭开的时刻。

1927年末的一个午后，张人亚背着行囊行色匆匆，突然从上海回到了宁波霞浦老家。

张人亚的侄子 张时才：我母亲跟我讲，她说：二伯父那次到乡下去，我看到的！后来他就走了。到了晚上，她就看到我祖父拎了一袋东西到菜园里去，后来祖父关照她：二伯父回来不能和外面讲的。她就从此不讲了。

就在张人亚回老家的半年前，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滩。

原龙华烈士纪念馆研究室主任 王菊如：张静泉他那个机关集中了很多刊物，党内的刊物，党内的文件等等，如果要撤退的话，他肯定要转移地方。

当时，张人亚手里保存着中共二大、三大的十几份机密文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

这座建筑坐落于上海市成都北路，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秘密召开。此时，全国党员人数已经从1921年建党初期的50几人发展到195人。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馆员 倪娜：因为党员人数增加了，党中央自然而然就想到如何去规范党员的言行，如何去加强党组织的建设，所以在二大上把党章制定列上了议事的日程。通过这6章29条，可以说对于当时党员的入党条件、党员的相关要求、党组织的架构、党组织的原则、党的纪律等等作了非常全面和具体的规定。

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 邵维正少将：二大制定的党章，它具有开创性，是我们党的根本大法的源头。所以党史界认为，二大的召开，最高纲领、最低纲领的提出，特别是第一个党章的制定，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圆满完成。

中共二大结束之后，就把会议决议印成一批小册子，包括党章在内一共有十一个文件。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张人亚手里这些文件一旦暴露不但会引来杀生之祸，文件的安全也将岌岌可危。关键时刻，张人亚想到把最重要的机密文件转移到宁波乡下。

张爵谦在距离村庄不远的小山上，亲手为儿子修建了这座坟墓。但墓碑上的名字既不是张人亚，也不是他的原名——张静泉。 

张人亚的侄子 张志成：原来他的名字叫张静泉，他为了保密，静字就不刻上去，省去了，只有张泉这么两个字。

张爵谦和儿子约定，等他回来开启坟墓将文件完璧归赵。老人苦苦守着这个秘密，却再也没有等来儿子张人亚的消息。直到1951年，张爵谦请人打开了儿子的空坟，将文件取出捐献给国家。

上海市档案馆研究员 马长林：它从党史的意义上来说，目前为止没有第二个文本。文献价值非常高。

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 邵维正少将：总书记把党章作为党的根本大法，所以在全党进行“两学一做”的教育活动当中，我们能看到第一个党章的原貌，我觉得这就是张人亚一个杰出的贡献。

遗憾的是，张爵谦老人直到去世仍不知道儿子的下落。

此后几十年，张人亚的家人始终没有放弃寻找。2005年，一个偶然的发现让事情突然有了转机。

张人亚的侄子 张时华：2005年的时候，网上发现有我祖父的名字，有我二伯父的消息，这个消息很好啊！我们找了几十年，这是父亲一直挂记的事情！

张人亚的侄子 张时才：对我们家族来讲是个很重要的讯息，上海图书馆找到了《红色中华》报，看到了悼词，在上海了解以后，马上到瑞金，到江西去。

仿佛是个巧合，此时正在筹办中央苏区出版史陈列展览的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也正为找不到张人亚的消息而发愁。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副馆长 杨艳华：在我们查找过程中，一直好像没有更多的信息。但是到了2005年，突然就有了一个非常意外的惊喜，来了四兄妹，咨询我们是否了解张人亚这个人。

随着信息的不断汇总，张人亚的人生轨迹开始变得日渐清晰。1927年冬天辞别父亲后不久，张人亚先后在上海、芜湖等地从事党的秘密交通工作。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张人亚奉调到中央苏区。

后任中央出版局局长、中央总发行部部长兼代中央印刷局局长，成了中央苏区出版事业的掌门人。

原中共瑞金市委党史办副主任 曹春荣：张人亚出任出版局局长后，他有商务印书馆的经历，有办《平民日报》的经历，所以他在印刷、设计、排版这一块人脉比较广，在引进技术人员、技术设备器材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副馆长 杨艳华：虽然中央苏区地处文化落后的地方，但是它的出版工作，在出版局的领导下做得比较好。当时的《红色中华》报发行量有4万份，比国民党区域内一些大报纸的发行量还要大，我们称之为“红色的号角”。

一份刊登于1933年1月7日《红色中华》报上的悼词，最终揭开了张人亚的下落之谜（张人亚同志于1932年12月23日病故于由瑞金赴汀州的路上）。《红色中华》报在悼词中写道：人亚同志对于革命工作是坚决努力，刻苦耐劳，并称他为“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

原龙华烈士纪念馆研究室主任 王菊如：他收藏了革命文献，革命文献也收藏了他。现在我们随着革命文献的发现，张静泉烈士也就浮出水面。

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 邵维正少将：什么力量支撑着张人亚在十年艰险的奋斗中，能保持高尚的品德，忠诚于党的精神，勇于担当的风格？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理想、信念。

张人亚和他的家人几十年来坚守信仰，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首部党章，见证了中共革命进程中的曲折历史。今天，中国共产党党章已历经17次的不断修改和完善，唯有共产党人心中坚守的信仰从来未曾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