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所有的中国传统节日，都代表着团圆与美满。唯有清明，关乎离别，关乎死亡。

千百年来，人类赋予了生命太多的意义，而对死亡的忌讳与恐惧，刻在了基因里。

又至清明，在这个生与死距离最近的日子里，我们面对四位逝者的遗物，找到它们现在的主人，与他们聊聊死亡这件事，也给我们自己的人生上一堂课。

（一）

衣柜深处的一块布

“爸爸跟我说，爷爷去天上了，变成了一颗星星，会一直保护我。”

——虫虫

虫虫和爷爷留下的勇气布。受访者供图

死亡是什么？

直到去年第一次“见到”爷爷，9岁的湖州男孩虫虫才知道，人死了是住在那个冷冰冰的小房子里的。

爸爸递过来一块白底蓝格的布，是从爷爷生前穿的T恤上剪下来的，成为他们家压箱底的“宝贝”。现在，它成了虫虫成长的“导师”。

于虫爸而言，这块布，“是一种安心、温暖的存在”。他珍藏着，小心翼翼。

爷爷走在2014年，对虫虫，爷爷是陌生的，死亡更是一个遥远的话题。每当虫虫问爸爸，爷爷去哪了？虫爸总会跟他说，“爷爷去天上了，变成了一颗星星，一直保护着你。”

做好充分的心理建设，去年清明前，虫爸决定和时年8岁的儿子聊聊生死。他第一次把这块布拿到虫虫面前，小心翼翼地问道：“这是去世的爷爷留下来的东西。你害怕吗？”

爷爷留下来的东西，虫虫第一次见。“我不害怕，但我有点难过。爷爷是你的爸爸，是我们的亲人。”虫虫说。

以布探路。虫爸给他讲了很多爷爷的故事，比如爱笑的爷爷、爱看书的爷爷、爱吃的爷爷以及勇敢的爷爷……“对爸爸来说，爷爷就像超人一样。爸爸小时候很胆小，怕走夜路。每天晚自习下课，爷爷不管刮风下雨，都会陪我走过那段没有路灯的黑暗道路。”

去年，虫虫第一次跟着爸爸妈妈去看爷爷。墓园的台阶很高，也很长。小小的人儿强烈要求自己抱着一束大菊花，一步一步走上台阶，走向那个父子俩谈论了无数次、陌生而熟悉的亲人。

“人死了，住在那个冷冰冰的小房子里。”含着眼泪，虫虫给爷爷磕了三个头。回去的路上，虫虫紧紧搂着妈妈的脖子，“爸爸妈妈，我不想死，也不要你们死。”

童言无忌。第一次，孩子对“死亡”有了直观感受。

孩子的世界简单纯粹，“爷爷的故事”无形中影响着虫虫。

“爷爷，我现在可勇敢了，不怕黑了。”“爷爷，我现在和你一样，非常爱看书，一看书连吃饭都会忘了。”

每当想爷爷的时候，虫虫就会摸摸那块小小的布，那里有“爷爷的味道”，还有“爷爷的力量”。

（二）

警号062395

“那天，尘封20多年的警号062395，从爸爸的警服上来到我的胸前。如果他能看到，他会为我竖个大拇指吧！”

——汤淑琦

警号062395。受访者供图

23岁的汤淑琦，不害怕死亡。尤其在胸前戴上警号062395之后。

21年前，这串警号属于她的父亲汤国华，他生前是衢州市龙游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重案中队中队长。

2003年，“干什么事情都喜欢冲在最前面”的汤国华在追捕嫌犯时不幸牺牲。从此，警号062395被封存。

那年，小淑琦刚刚18个月。而她的父亲，永远留在了28岁。

民警汤国华抱着幼时的汤淑琦。受访者供图

幼年时期，淑琦对父亲的记忆，来自于一张被父亲抱在怀里的照片和几盒父亲陪她玩的录像带。她只知道，父亲“出远门了”，“有什么话对着天空说，爸爸会听到。”

父亲的警察同事倒是常常来家里，带来的都是她爱吃的水果和零食。这让她觉得，警察就是爸爸，爸爸是温暖又很有安全感的人。

读书后的某一天，她从新闻报道里读到父亲牺牲的故事，模糊记忆里的父亲和温暖的警察，才真正地合二为一了。

那一刻，小小的种子在心底种下。

2019年，种子发芽。她带上父亲母校“浙江警察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来到浙江省烈士纪念馆。“那天天很蓝，凌霄花开得很美，我轻轻地告诉他：爸爸，我也要成为警察啦！”

这位长得十分文气，说话声音柔柔的小姑娘，扛过了警校四年严苛的训练，练出了肌肉，还学会了枪械、格斗等特殊技能。

2023年6月，小芽儿开花结果。正式毕业后的她，成为衢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集聚区大队的一名女交警。

慢慢长大的她，开始理解父亲，理解他当人民警察“守护万家灯火”的情怀，理解他生死之际不顾一切的选择。

今年1月10日，第四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当天，汤淑琦从父亲的警服上取下为他封存了21年的“警号062395”，庄严地戴在了自己的警服上。

警号062395重启。

在汤淑琦的心里，死亡或是牺牲，因父亲的爱，也因那份属于警察的荣光，不再可怕。

这是她成为警察后的第一个清明节，她想好了，从今天开始，向父亲讲62395句话。

（三）

遗体捐献志愿书

“生与死都是自然的客观规律，我们没有必要去害怕。我们要思考的是，怎么在有限的时间内拉大生命的内涵。这是老师方爱兰教会我的。”

——金方云

金方云展示方爱兰的遗体捐赠志愿书。

“生死之道，自在来去。”手里攥着老师方爱兰签下的遗体捐献志愿书，72岁的金方云颇为洒脱地道着生与死。

39岁从部队回来后的金方云跟随方爱兰学英语，其后照顾独居老师人生的后30年直至她去世，金方云的这份淡然，深受方爱兰影响。

“方老师的一生是善良、奉献的一生。”金方云说。

2022年7月24日凌晨，103岁的方爱兰安详地走完了人生旅程。这位终生未婚的老人一生累计捐款近40万元，资助18名寒门学子。去世前6天，她捐出了最后一笔助学款。而在生命的最后，她又把自己“捐”了，成为浙江省年龄最大的遗体捐献者。

“我觉得器官捐献是废物利用，对国家来说是贡献，人人应予重视。于我，已远超平均年龄，朽骨可能已失去功能，若国家认为还可利用，我愿把器官捐献给国家。”念起方爱兰的临终遗书，金方云饱含深情。

方爱兰的临终遗书中，还做了细节的交代：“请允许我的骨灰回归大自然，做肥料，促生产”“拒用骨灰盒，把买骨灰盒的钱做扶贫用”“一切从简，骨灰做无害化处理”……

方爱兰的遗体捐献志愿书。

金方云说，方爱兰既将生命看得很“淡”，认为人来去都是必然，要坦然处之；同时又把怎么利用好自己的一生看得很“重”，她常说“一个爱学习的人永远不会老”，所以方爱兰去世，金方云还在为她订阅《参考消息》、英文版的《北京周报》等。

方爱兰走得洒脱，什么都没有留下。这一份属于她的遗体捐献志愿书，成为标志她人生的特别存在，留在了金方云的手里、心里。

金方云（右）和方爱兰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我以前觉得，遗体捐献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现在，我计划以后也捐献遗体，因为方老师用她一生告诉了我，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遗体做最后一次有价值的利用远比烧掉更有价值。”金方云说。

（四）

九年前的旧报纸

“一个人活一辈子，最好的终局是‘死得其所’。什么是死得其所呢？要我说，就是死在了他的所爱上。”

——李杭育

蒋增福赠予李杭育的旧报纸。

2021年再回到杭州富阳居住时，作家李杭育收到了蒋增福送上的一份9年前的老报纸。

那是2012年11月当地《富阳日报》一篇“对话作家、画家李杭育”的整版报道，题为《“我以为富春江没有渔佬儿了”》。

熟悉李杭育的读者知道，上世纪80年代起就专注写作的他，是“寻根派”代表作家，以“葛川江系列”小说闻名文坛，其中就包括成名作《最后一个渔佬儿》。

实际上，从大二开始，李杭育就经常发表小说，但真正形成寻根派风格，还是大学毕业分配到富阳工作期间。“刚好碰上创作的瓶颈期，是富阳把我重新激活了。”

伯乐，就是蒋增福。彼时，蒋增福是富阳县广播局局长，李杭育在其麾下工作。“我被他赏识、受他庇护、由他成全。”

《最后一个渔佬儿》就是在这期间完成。作品讲的是因环境污染等原因，葛川江（富春江和钱塘江的化名）里几乎无鱼可捕，“最后一个渔佬儿”福奎凭着他的执拗甚至是惰性，在江上苦苦挣扎的故事。

上个世纪80年代，蒋增福（中）与李杭育采访富阳渔民。受访者供图

这篇小说发表后的30年，富春江水质逐渐变好，“他为我保留这篇报道，既是对我的关心，也是要时刻提醒我，而今富春江里的鱼虾活蹦乱跳，富春江上又有‘渔佬儿’了！”

李杭育认为，这是蒋增福一生爱家乡的证据。

蒋增福有多爱富阳？

他一生勤著述，报道、传记、散文，编著超37本，没有一篇不和富阳有关，被称为“富阳乡邦文史作家第一人”。

有人说，他如一位不辞辛劳的“拾荒者”，几十年来将散落在富春大地上的历史碎片拾捡起来，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去洗涤和修复。他用这些碎片构筑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也为富阳这座城市留下一笔丰厚的财富。

2022年4月，蒋增福与世长辞的前一天，他还在校对自传书稿。享年89岁的他，“死在了他的所爱上”，走得安详。

一周年祭，蒋增福的追思会上，同村的后辈、视他为文学启蒙者的中国作协副主席麦家来了；郁达夫的长孙郁峻峰来了；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旭烽托人专程来致哀思与敬意……

“死得其所，是最好的终局。”李杭育说。蒋增福所留下的，对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的热爱，脱离了世俗的功利。他朴素地传递着一个知识分子的当为与不当为。他的影响，沉默而有力。

这些，当蒋福增交给李杭育报纸的时候，就注定将永远留下。

李杭育翻阅蒋增福的自传遗作。

博尔赫斯说，肉体死亡的时候，灵魂可以逃逸。

一块布料、一串号码、一份遗体捐赠书、一张旧报纸……遗物，如牵着记忆风筝的线，抓住它，抬起头，故去的人犹如天边的晚霞，余晖绵绵，照亮心灵的角落。

四件遗物，拽出漫长岁月里那些被光照亮的温柔时刻，不止于爱和思念，还藏着担当与责任、善良与勇气。只静静听一会儿，就能感受到力量。

死亡，好像没那么可怕了。你看，那些逝去的故人，在教我们好好活。